王元化先生的国学渊源
吴琦幸
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、古籍研究所硕士。1989年4月获中美联合培养资格，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中美联合培养，1996年获哲学博士（Ph. D）学位。在美先后担任《国际日报》、《侨报》采访主任。1999年入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文化系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。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。著有《文化语言新论》《王元化谈话录》等。《汉语大词典》主要编纂人。整理点校古籍《清河书画舫》等。在《文学遗产》、《文艺研究》、《学术月刊》、《文艺理论研究》、台湾《汉学研究》、《华东师大学报》等学术刊物发表古典文学、文艺理论等论文五十多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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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人提到王元化先生之学术成就，常以他的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（增补之后定稿为《文心雕龙讲疏》）和《文学沉思录》为代表。一为古典文论，一为现代文艺理论，两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决定性的贡献。尤其是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一书，开创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外艺术理论、古典和现代文论以及义理和考据训诂三个结合的杰出范例，成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界的重要收获。
在1960年代初涉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之前，王元化几乎没有接触过古代文论研究这门专业。在建国后他先是担任文化艺术和出版界的中层领导，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，受到整整一年零八个月的隔离审查，后开除公职，降级使用，此后都是以“贱民”的身份生存在困顿之中。
年轻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天候地从事地下党的文艺工作，并没有在大学中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训练，却能够在蒙难之时，潜心研究，从1960年到1964年的短短三年中撰述了后来成为他在古代文论学术界具影响的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。
▲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，王元化 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
从1938年这位十八岁的高中肄业学生加入地下党，开始从事上海左翼文化界业余戏剧领域的革命工作，后也开始了一些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。这种角色的转变反差很大。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崇尚革命的青年学生，成为古代文论大家的？
我在成为他博士生的1986年到1989年期间，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说了两个字“自学”。当我非常惊讶地感叹先生的天资和悟性之时，他又加上了一句：我有几位指导我自学的老师。其中教我国学的是汪公严先生。另外还有任善培先生教我中文，但我没有好好学。熊十力先生教我的是佛学，包括了魏晋玄学。这对我研究《文心雕龙》很有帮助，因为刘勰思想中的佛玄内容很多。但是熊十力先生的成唯识论等精义部分我只能说还没有进入。
1990年代后半期，王元化成为公众人物，他的著作不断重印重版，另外还出版了不少思想方面的著作。后来先生出版了《人物·书话·纪事》一书，送给我一本，其中就记录了跟任铭善和熊十力求学的过程。但是，却没有跟汪公严求学的事迹。
▲王元化（左）与吴琦幸在王宅书房，摄于1986年11月（作者供图）
我曾经在1988年为王元化先生执笔写过一篇小传《走自己的路——记王元化教授》，刊登于冯契教授主编的《五四反思——(1)时代与思潮》，基本上都是王元化先生口述，我们执笔而已。其中讲到这段历史时，没有讲到汪公严先生。文字如下：“抗战胜利之后，王元化到北平国立铁道学院担任讲师，向学生讲授《文心雕龙》。”
1999年由胡晓明执笔的《跨过的岁月——王元化画传》中，对这段历史增加了一段内容：
“为求深研，王元化更向汪公岩先生问学。汪公岩，字鸾翔，广西人，曾是广雅书院高才生，朱一新弟子。后来出入张之洞幕府。二十年代，汪老先生是元化父亲的同事，为清华中文系的教授。”
这部书也是一样，主要由王元化先生本人口述，但这里却有几个错误：一，汪公岩的岩字，是误将繁体字严肃的嚴认作岩。二，鸾翔是汪公严的名，公严才是字。旧时文人为表尊重，不直呼其名，而以字称之。故王先生从一认识公严先生时就称其字。这个名字的错误居然在当时的王元化著作中均保留，甚至至今还有人在文章或著述中出此错误。
直到2005年王元化得到汪公严的三子汪复强编的汪公严年谱后，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的错误，此后的出版物才改成“汪鸾翔，字公严，又字鞏庵。”他专门于2006年1月6日补写了《记汪公严》一文，收入《王元化集》中。我们才得以获知汪公严先生给他授课的较为详细的资料。
近几年来从我研究王元化的学术和思想的过程来看，汪公严先生不仅是他1946年底到1948年期间的老师，更是为他打通国学的考据训诂以及读通中国古代典籍包括《文心雕龙》《文赋》《楚辞》等的关键人物。
▲汪鸾翔，摄于1948年（作者供图）
汪公严其时居住在北平，他与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原是清华学校的同事，王芳荃任英语教师，汪公严则任国文教师。王元化到北平居住的原因是他担任《联合晚报》副刊《夕拾》主编。于1946年十月十三日撰写《谈丑》一文，差点惹上官司，地下党要求他转移。王元化便于十月下旬来到北京，在父亲任教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兼职讲师，教授大一、大二基础国文。
从一个左翼文艺理论的年轻地下党工作者，到大学的国文教员，教古典文学、国文文法等正规的大学语文课程，对于他来说，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他用的国文使用的是杨遇夫编著的《高等国文法》（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），古典文学则使用自己编的教材。
受到五四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潮影响，王元化当时对传统文化包括古代文学虽有一定的了解，但是要当大学讲师，面对大学谈国学从《楚辞》《论语》到《文心雕龙》等，对于26岁的王元化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青少年时期他受到鲁迅的影响颇深，当时的五四人物在反传统思想中对古书激烈地否定。鲁迅在五四时期有一句名言：“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”。于是“不读或少读中国书”，对青年的影响很大，王元化也不例外。
▲清华大学校歌（作者供图）
孤岛时期，母亲曾请任銘善先生教他《庄子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。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，但是母亲叫他读，不得不读，但并没有入门，还受到任铭善先生的批评。在接受采访时，王元化说自己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。他原以为像鲁迅所说“中国古书滚他娘的，丢到茅厕里就算了。汪先生曾教过溥仪，所涉及到的古书，王元化一窍不通。汪先生说：你不懂这些东西，没法懂中国文化。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，重新审视传统名著。”（李怀宇：《王元化：反思历史》原载《思想》第23期）
王元化自述那时“我几乎读不懂魏晋时代那种对仗式的骈体文字，更没有经书的一般知识。后来我对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等略有常识，完全由于先生的教导。”（《记汪公严》）面对大学生，要教中国古代文学名作，王元化突然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勉力备课常常到夜里一点多钟。一些大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，不免轻视。王元化也很慌，讲课有点心里发抖，吃了很多苦头。他不得不埋首读书，加强自己的国学训练。于是，他的父亲王芳荃让他拜汪公严先生为师。
王元化在文章中记载了当年向汪鸾翔先生求学第一天的情景：
一九四七年初，北平天气很冷，父亲和我雇了两辆洋车，到兵马司中横街九号去拜见汪先生。那是一条清洁的胡同，先生住宅有两扇红色大门。走进门洞，分东西两座大院，院内的花草树木很少，使人有些空旷寥落之感。东院北头有几间砖瓦平房，这就是先生的居所。室内烧着装有烟筒的煤炉，火势甚旺，火焰有时从炉门窜出来。公严先生身体瘦小，须发皓然，说话带着广西口音。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长袍，腰间系着一条蓝绸腰带，下面是双梁布底鞋。由于父亲早就向他说过我要来求教的事，所以见面后谈话很快就转入这个题目。我说出我的读书要求后，确定讲授内容分三方面：一是屈原《离骚》，二是《文心雕龙》，三是《文赋》。
自此，王元化才有机会系统地开始学习古代典籍。
汪鸾翔早年在广雅书院中从朱一新求学，广雅书院最早由梁鼎芬任山长，后朱一新掌山长，张之洞创办，其宗旨在于“博古通今，明习时务”，在学派中居于汉宋之间，对于古文献的解读讲究不墨守成规，要有创意。
王元化形容“公严先生身体瘦小，须发皓然，说话带着广西口音。他穿着件古铜色的长袍，腰间系着一条蓝绸腰带，下面是双梁布底鞋。”“先生授课，大多全凭记忆。有时身边也放着几本书，但很少查阅。……他对我讲授《离骚》时，全用古音，读来押韵。就我总的印象，汪先生讲授各书时，似不太重视前人的训诂考据。这大概是‘通人恶烦’吧。他的讲解往往有独到之见。比如讲解《文赋》‘虽离方而遁圆，期穷形以尽相’，即与何义门所释‘此言文章须有规矩方圆’不同。照先生的意思，离方者是离开方去说方，遁圆者是离开圆去说圆，否则以方说方，以圆说圆，就变成前人所讥的‘以弹说弹。’如果用这种方式去作文，那就叫作骂题了。这一说使我叹服，长久不能讲通的道理也就豁然贯通了。”
所谓的读古音，也即训诂声韵之学的基础。最重要的则是“先生讲授《文心雕龙》更使我终身受益。这部书虽仅四万余言，却是包括了史论评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，倘非具有极渊博的知识是很难理解它的。”（同前）王元化在今后的困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研究《文心雕龙》并成为一方的专家，与这个时期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大有关系。
▲汪鸾翔与孙辈的合影，后排左起敦伟（次孙）、杏伟（长孙女）、端伟（长孙），摄于1945年（汪端伟先生供图）
汪鸾翔的学问确实好，不仅是古典文献，即便是当代的西方理论著作，也多有浏览。王元化上课之余，定期去汪鸾翔的家中问学，“看到书架上有不少水沫书店刊印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译本，那时，汪鸾翔已近八十岁了。……从广雅书院毕业出来后，汪鸾翔教授过自然科学，还作过溥仪的化学老师。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，反而是后来的学人，各有所专，阅读也就偏于一隅，形成了知今者多不知古，知中者多不知外。于是由‘通才’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‘专家者多悖’了。”
这种浓厚的传统国学学风对王元化一生的治学风格颇有帮助，而汪鸾翔新旧学博通的风格，也启发了王元化在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写作中打通中西、博通新旧、横贯古今的研究方向。汪鸾翔对自己的学生评价颇高，1949年，汪鸾翔在回王芳荃信的底稿中有“元化文笔，条畅可喜，自可在文学界占一位置。”
王元化晚年说，他一生中的五个老师中，汪公严对他的帮助最大。那时候王元化跟着他是真正读了一点东西的，而且都是精读，可以说得汪公严真传。
不仅是书本的知识，汪鸾翔先生还让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。北平的春天，文人墨客都有郊游的习惯，其中最常去的是宣武门外崇效寺。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历经五代、宋、元、明几个朝代，到清朝时已经开始衰败，唯有每年春季赏牡丹为一盛事。崇效寺又因藏有著名《青松红杏图》图卷而闻名遐迩。
明末，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与清军战于辽宁杏山及松山两役，终被清军所败，1642年投降于清军。洪承畴手下一将军不愿投降，遁离军队，后隐居河北盘山青沟寺，削发为僧，法号智朴。1644年清军入关，统治了华夏，智朴和尚为表达对那两场战役惨烈死去战友的怀念，绘制了一幅图卷以寄托。据民国陈宗蕃《燕都丛考》记载，该图“一老僧凭松而立，苍枝蚪亘，红杏夹之，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”。其中青松、红杏隐指松山、杏山，以寓亡国之痛。此图后经辗转落户于京城崇效寺，从此成为崇效寺镇寺之宝。清代文学家王士祯首见图卷，深为震动，题写“青松红杏图”五字于图，由此得名。王元化随父偕公严先生游崇效寺正是初春时节，藤萝花开满一架，而幽香更将静谧点深化浓……。将一杯清茶细细地慢慢地饮，尘嚣皆去。又看了寺中所藏《青松红杏图》，见一松、一杏、一童，卷未附有清一代名家题跋，曾国藩所题七律，反用红杏满枝来颂扬满清，元化愤慨，作七绝讽刺：
“青松红杏两相持，公意渊深耐细思。权贵不解孤臣恨，千秋宝卷染瑕疵。”
王元化很少作诗，见诸记载的共有四首，此是第一首。他虽未明言是受到汪公严先生的影响或指教而成。但是汪公严却是诗词大家，一生作诗词三千余首，经常写诗词送给王芳荃，他在诗词格律方面的造诣非常深。
将近两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和向汪公严问学的经历，给予王元化古典文论方面造诣以极大提高。此期间，王元化除了偶尔为上海的左翼刊物报章写写文章之外（包括前述《论香粉铺之类》），真正的时间都花在古代文学、《文心雕龙》和训诂小学的学问中。他按照汪公严要求的读书方法，沉潜往复，为读通《文心雕龙》下功夫。
另外一方面又教学相长，大学教授古代文学的课，必须要实实在在接受比较系统的古代汉语的训练，这也提高了他在古代文学领域中的修养，这一切都为十二年之后转向古代文论研究奠下了基础。
1948年9月王元化应地下党之招回上海后，给汪鸾翔写了一信汇报自己的学业情况。汪鸾翔先生的长孙汪端伟提供了这封信的原件，今披露于下：
公严夫子大人 自离平来沪后，已近二载，未能亲聆教诲，思之常觉怆然！近得家父来信，云及夫子居处被窃后，藏书无存处，数十年之心血，恐将散亡于一旦。闻之更增悲思，感伤不已！受业抵沪后，即入此间诚明文学院执教，后又转入展望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，社长为黄任之（炎培），时正值平津变色，长江吃紧，上海入于战争状态，汤（恩伯）毛（森）诸匪实行恐怖政策，白昼杀人已成司空见惯，凡我小民，略一不慎，出语疏忽，即有被捕之虞，甚至有谓八路电车误传八路军而遭扣押者，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，此情此景，令人忘掉人间如遊地狱。受业因编展望杂志，早受当局之侧目，故虽非狡兔，亦备三窟，做藏身之地。
幸时时迁移，逃避有方，始告无虞。上海解放后，受业去时代出版社，担任编辑时代半月刊之职，已历半年。兹因琐事烦集，久疏问候。实感汗颜。然夫子谆谆善诱之形象，无时无刻，不在记忆之中，每一念及，辄欲执笔作书，但事杂心浮，屡屡中辍，此当向夫子大人告罪者！受业于抗战胜利后，曾以拙作文艺论集付梓问世，唯赶印匆忙，粗陋不堪，现拟另觅书局再版，俟出书后，当奉赠，请夫子斧正。近日上海久阴初晴，天气骤变，已不若数日前之温暖矣。室外寒风刺骨，入夜冷气逼人。遥望北京，谅更有冬意。不知夫子需要何物，请即示下，当托人带上（最近友人往来于京沪道上者甚夥，带物极为方便），乞万勿客气为荷。匆匆不尽一一 敬请
福安
受业
元化叩
十四日
原信用时代出版社信笺书写，直排十五行一纸，共两纸。为王元化档案史料中所见唯一用文白相间书写的信。此信应该写于1949年底到1950年初。王元化于1948年秋从北京调回到上海，先在诚明文学院教书一学期（秋季班），到1949年一月，被派往《展望》杂志任主编。上海解放为1949年5月，王元化在此后“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编《时代》杂志。”中间经过了唐守愚不让转组织关系到《时代》社而拖延一段时间，到下半年正式进入《时代》。故此信应写于冬季，与他从北京到上海将近两年的时间相符。信末称“受业”，显见汪鸾翔先生在王元化心中崇高的老师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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